彭博社总编辑：AI时代新闻行业八大趋势

  就在优质媒体对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作出妥协时，另一场更大的变革随之而来：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有望进入新闻行业的核心，改变我们撰写和编辑新闻的方式。它将对我们构成挑战，就像它正在挑战律师、编剧和会计师等其他知识工作者一样。以下是我的八个预言。

  让我们以企业财报的报道为例。当我最初到彭博社工作时，社里有一支专门撰写头条新闻、希望比竞争对手快几秒钟的“快手”记者团队。后来，自动化技术出现，电脑可以在几分之一秒里提炼公司新闻稿。人们曾担心失去工作，但机器需要人来指挥。首先，要告诉它们寻找什么，比如，在中国销售的苹果手机数量可能比实际收入对苹果股价的影响更重要。机器还需要人类发现和解读意外事件，例如某个首席执行官突然辞职是否有意义。

  目前，彭博社仍雇用大致数量相同的人员分析财报，但财报报道覆盖的公司数和报道深度都有了明显增加。工作也变得更有趣：它不再只是快速打字，而是要梳理出真正重要的内容。

  人工智能很可能带来类似改变——生产的内容量将成倍增加，而节约时机将是AI可以提供的一个重要好处。

  另一个明显能提高内容量的方式是自动翻译，这使得更多新闻被更多读者看到，全球大型新闻机构的记者也能够用母语写新闻。

  新闻价值没有显示任何下降的迹象。每当我们报道华盛顿、巴黎或北京的政策变化时，都能看到货币市场的大幅涨跌。但重点是，这些被视为新闻的时间持续缩短。

  对于就业数据等重大公告而言，新闻时长已经缩短到零点几秒，而我们的竞争对手通常是对冲基金，它们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字进行与我们同样快速的研究。就收购或首席执行官辞职等突发事件的报道而言，这些衡量起来要困难得多。但我愿意冒险做一个谈不上科学的猜测：我在彭博社工作期间，股价变动所需的时间已经从几秒钟缩短到几毫秒。

  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使之得到普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版权协议的规定，但很可能未来慢慢的变多的新闻，被迅速输入到像“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这样的不只考虑一个市场的机器中，并在新闻中添加可能被称为“即时尝试”的内容。它可供所有人使用，或者提供给比现在更广泛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我提到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你需要新闻报道。人工智能摘要的好坏只取决于它基于的故事。机器无法说服一名内阁部长告诉你总理刚刚辞职；它无法请首席执行官共进午餐；它无法撰写原创专栏文章，也不能哄骗接受访问的人在直播中承认某件事。新闻编辑部仍需要现场记者。

  把大多数编辑工作分解成一系列技能。首先是管理记者队伍：想必你能理解，我仍会自满地认为编辑部将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其次是指派记者撰写稿件：我再次认为这仍然主要是一项人类技能，尽管彭博社已经用AI来提示我们考虑撰写某篇报道。

  不过，一旦报道被提交进入文字修改环节，AI工具将发挥慢慢的变大的作用，包括调整和改写原稿、核对事实等。

  随着像ChatGPT和“困惑”人工智能公司(Perplexity)这样的海量摘要工具吸收慢慢的变多的新闻报道，它们将利用这些报道构建答案。我的同事、领导彭博新闻社产品团队的克里斯·柯林斯认为，传统的搜索功能将会消失。

  这将对依赖搜索类广告和浏览量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当读者点击某一链接时，出版商可以从广告商那里获得几分钱。但是，当你从搜索引擎(或者干脆说是答案引擎)获得慢慢的变多的回答时，这些点击量将会减少。

  对严肃新闻出版物来说，这也是为何需要建立可持续的订阅业务、与忠实读者建立长期关系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与记者们讨论人工智能，可能有人会提到“幻觉”——即认为机器会捏造或被诱导捏造报道。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试错，而世界上不乏有认为能够最终靠欺骗获得商业或政治利益的人。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危险是人工智能被可能用来生成虚假的视频或音频，扭曲或恶意放大实际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完全捏造虚假的事件。

  这又是一种预感。个性化一直是数字新闻的圣杯。设想一下，你得到仅自己所需的新闻：一份个性化报纸。到目前为止，这种目标实现得还相当粗糙。很多人不喜欢把自己明白的细节交给新闻机构，即使这样做似乎符合他们的利益。当你提出建议时，一些读者会感到害怕，他们担心陷入信息茧房。读者们怀念的是那种偶然性元素，即你不清楚自己会感兴趣的故事。

  人工智能将开始破解这一难题。这种预测性内容个性化也有其阴暗面。预测我们喜欢园艺课程的算法，同样也会引导刚被女友甩掉的青少年观看有关自杀的视频。

  目前，社交平台公司并没有像我这样的编辑，对它们在网络上的内容抱有责任意识。根据美国臭名昭著的“230条款”等规定，科技巨头被当作通讯公司，而不是媒体公司对待。它们对线路负责，但不对线路上传播的内容负责。

  这种论调已经相当陈旧，随着人工智能愈加强大，我预测这种论调会更加过时。我认为科技巨头将输掉这场斗争，尤其是当任何父母都可以谈论它们的产品成瘾性时。

  对于世界各地的政客来说，人工智能只会变得过于复杂、强大、具有侵入性，以及过于美国化(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以外)，他们不可能听之任之。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客试图给予年轻的网络公司自由，以便它们进行创新。现在，没有人认为亚马逊、微软和脸书等公司需要受到保护。情况恰恰相反，企业在遵守法律之外必须做得更多。社会只有在认为某个特定企业行善时，才会乐于给予其有限责任等特权。实际上整个行业都可能失去社会特许权：你会从“酷炫创新者”沦为“罪恶大富豪”(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世纪前引入反托拉斯法时对强盗资本家们的称呼)。

  目前能够正常的看到科技巨头身上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政治纷繁复杂，即使美国议员不喜欢科技巨头，仍将其视为美国领先中国经济的重要优势。在布鲁塞尔，这样的疑虑会少一些，尤其是欧洲政客们意识到他们在人工智能方面落后有多大时。

  上面这些都是我笼统作出的预言。再说一遍，我可能会像错过10天前刚成立的类似推特的人工智能项目那样，错误地作出关于人工智能的预言，但这八个有据可循的猜想将把我们的世界，以及1987年以来一直为我提供高薪工作的行业引向何方？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大家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持谨慎乐观。（编译/曹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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